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，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一书的划时代贡献，在于它是作者引唯物史观之光照亮古老史学殿堂的一个伟大的创举。关于古史的认识、叙述与研究，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。孟子说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”[6]孟子是把《诗》看作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反映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殷本纪》后论中说：“余以《颂》次契之事，自成汤以来，采于《书》、《诗》。”司马迁也是把《书》、《诗》作为历史记载来看待的，他据此写出了殷、周的历史。逮至章学诚，乃在总结、发展前人见解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《六经》皆史”的理论性认识。他认为：“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[7]他编《文史通义》，把《易教》、《书教》、《诗教》、《礼教》诸篇置于卷首，是强调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在史学上的重要。清末，章太炎进一步指出：“古史多出神官，中外一也。人言六经皆史，未知古史皆经也。”[8]章太炎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上指出了所谓“经”者，原本是史。他的这一认识，具有更深刻的意义。这些认识，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有价值的，它们对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不少启迪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，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，这座巍峨的中国古老史学殿堂，总是时隐时现地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和神圣的气氛，以致使人们的一些真知灼见都为之黯然失色。